大学生跟大白菜有什么区别？
这180万受过大学教育的“社会闲散人员”，也会连累那些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国青年报》最近的一篇报道引述新疆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一位大四学生的话说，她所学的专业目前试用期600元、正式800元的薪资很普遍。
据说，这种薪资水平，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相差无几。
一些求职的大学生因此自嘲：我们已经沦为按堆儿论价的贱卖“大白菜”。
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短短30年，中国大学生便从“天之骄子”跌为街头“大白菜”，正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咒语。问题是，中国大学生究竟是怎么在一代人期间就完成了这一惨烈的跌落过程的？
能够想到的原因至少包括：
一、大学扩招：30年前，中国只招了27万名大学生，去年，中国却招了500多万大学生。
难怪有人说，你要是非要把大学生当成“大白菜”来生产，你也不应该抱怨“大白菜”卖不出大龙虾的价钱。
二、就业市场不景气：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今年两会期间说，今年中国城镇新增的求职人员将有2400万人，但最多仅有一半人（1200万人）的就业需求能够通过新增职位和自然减员得到满足。
虽然田成平谈的是总体就业状况，但“僧多粥少”的总体供需状况，也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喝粥”成功率。
三、农民工大军在薪酬方面的“拖后腿”能力：不要以为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没有可比性，因为新增的白领职位远远低于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所以，不少大学生退而求其次，转而争抢蓝领职位。香港凤凰卫视最近一期有关内地大学生就业状况的节目，就采访到了不少为富人当保姆、当家佣的大学毕业生。
也许有的大学生不服气：大米粥喝不上，咱还喝不上稠点儿的小米粥吗？但排队等小米粥的不仅有城市的蓝领工人，还有阵容庞大的进城农民工，难怪大学生们即使等到了小米粥，也会发现其实是汤多米稀。
四、中国老板们过于吝啬：在国际上竞争劳动力的“廉价优势”，已成为中国老板们的思维定势，如今他们在国内也竞争起这种“优势”来了，而且把这种竞争从蓝领职位扩展到了白领职位。
但中国财经评论家袁剑认为，这不是“竞优”，而是“竞次”，并指出了造成这一“竞次现象”的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
袁剑还提供了几个数据：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今天，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 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面对大学毕业生急剧“贬值”、甚至“卖”不出去的局势，许多好心人纷纷出主意，当然，主要是劝说大学生降低自己的“售价” 心理预期：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在大城市扎堆儿，不要瞧不起体力工作，不要过分计较起薪的高低，等等。
这些话其实都没错。说到底，大学生的就业市场也受供求规律的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商品，大学生与大白菜相比，确实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中国大学生产的毕业生太多，大学生自然会跌价；反过来说，如果市场上大白菜奇缺，大白菜也未必不会涨价。
举例来说，我在英国伦敦和加拿大多伦多都住过，这两个城市的大白菜就比其它很多种类的蔬菜贵。原因是，这两个城市都有人数不少的爱吃大白菜的华人，但西方国家却不生产大白菜，英文中甚至没有“白菜”一词，万一提到这种蔬菜，就用“中国卷心菜”（Chinese cabbage）来代替，而这两个城市的超市所销售的大白菜，都是从遥远的东方运过来的，所以价格奇贵。
但话又说回来，人毕竟不是物，区别在于：大白菜不会攀比，不会埋怨，不会造反，但人却会。大白菜供过于求，只能按堆儿贱卖，但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却不能按堆儿贱卖。西方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今天这种制定了工会法、最低工资法等保障雇员权益法律的人道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劳动力这个“会攀比、会埋怨、会造反”的特殊商品被贱卖时，不仅会跳槽换工，也会消极怠工，甚至积极罢工；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着种种缺陷，但仍然在西方人文科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也是因为马克思的著作集中研究了劳资之间这种独特的互动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对一个老板来说，只有你给雇员以体面的薪水和尊严的待遇，你的雇员才会有归属感，才会为你创造更大的价值；对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占社会主体的打工者在维持基本生存之外仍有一定的余钱，这个国家才不必天天担心经济发展缺乏内需、缺乏后劲，只有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大学生不再像“大白菜”一样被贱卖，这个国家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再回到《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报道，我发现，它的小标题是一幅对联：《企业英才难觅，好将难留；学生走马观花，不断跳槽》，大标题则是个问句：《大学生超低薪到底害了谁？》
我也试着给个答案：直接受害者，大学生；间接受害者，企业；最终受害者，社会
据说，这种薪资水平，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相差无几。
一些求职的大学生因此自嘲：我们已经沦为按堆儿论价的贱卖“大白菜”。
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短短30年，中国大学生便从“天之骄子”跌为街头“大白菜”，正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咒语。问题是，中国大学生究竟是怎么在一代人期间就完成了这一惨烈的跌落过程的？
能够想到的原因至少包括：
一、大学扩招：30年前，中国只招了27万名大学生，去年，中国却招了500多万大学生。
难怪有人说，你要是非要把大学生当成“大白菜”来生产，你也不应该抱怨“大白菜”卖不出大龙虾的价钱。
二、就业市场不景气：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今年两会期间说，今年中国城镇新增的求职人员将有2400万人，但最多仅有一半人（1200万人）的就业需求能够通过新增职位和自然减员得到满足。
虽然田成平谈的是总体就业状况，但“僧多粥少”的总体供需状况，也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喝粥”成功率。
三、农民工大军在薪酬方面的“拖后腿”能力：不要以为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没有可比性，因为新增的白领职位远远低于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所以，不少大学生退而求其次，转而争抢蓝领职位。香港凤凰卫视最近一期有关内地大学生就业状况的节目，就采访到了不少为富人当保姆、当家佣的大学毕业生。
也许有的大学生不服气：大米粥喝不上，咱还喝不上稠点儿的小米粥吗？但排队等小米粥的不仅有城市的蓝领工人，还有阵容庞大的进城农民工，难怪大学生们即使等到了小米粥，也会发现其实是汤多米稀。
四、中国老板们过于吝啬：在国际上竞争劳动力的“廉价优势”，已成为中国老板们的思维定势，如今他们在国内也竞争起这种“优势”来了，而且把这种竞争从蓝领职位扩展到了白领职位。
但中国财经评论家袁剑认为，这不是“竞优”，而是“竞次”，并指出了造成这一“竞次现象”的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
袁剑还提供了几个数据：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今天，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 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面对大学毕业生急剧“贬值”、甚至“卖”不出去的局势，许多好心人纷纷出主意，当然，主要是劝说大学生降低自己的“售价” 心理预期：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在大城市扎堆儿，不要瞧不起体力工作，不要过分计较起薪的高低，等等。
这些话其实都没错。说到底，大学生的就业市场也受供求规律的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商品，大学生与大白菜相比，确实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中国大学生产的毕业生太多，大学生自然会跌价；反过来说，如果市场上大白菜奇缺，大白菜也未必不会涨价。
举例来说，我在英国伦敦和加拿大多伦多都住过，这两个城市的大白菜就比其它很多种类的蔬菜贵。原因是，这两个城市都有人数不少的爱吃大白菜的华人，但西方国家却不生产大白菜，英文中甚至没有“白菜”一词，万一提到这种蔬菜，就用“中国卷心菜”（Chinese cabbage）来代替，而这两个城市的超市所销售的大白菜，都是从遥远的东方运过来的，所以价格奇贵。
但话又说回来，人毕竟不是物，区别在于：大白菜不会攀比，不会埋怨，不会造反，但人却会。大白菜供过于求，只能按堆儿贱卖，但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却不能按堆儿贱卖。西方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今天这种制定了工会法、最低工资法等保障雇员权益法律的人道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劳动力这个“会攀比、会埋怨、会造反”的特殊商品被贱卖时，不仅会跳槽换工，也会消极怠工，甚至积极罢工；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着种种缺陷，但仍然在西方人文科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也是因为马克思的著作集中研究了劳资之间这种独特的互动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对一个老板来说，只有你给雇员以体面的薪水和尊严的待遇，你的雇员才会有归属感，才会为你创造更大的价值；对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占社会主体的打工者在维持基本生存之外仍有一定的余钱，这个国家才不必天天担心经济发展缺乏内需、缺乏后劲，只有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大学生不再像“大白菜”一样被贱卖，这个国家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再回到《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报道，我发现，它的小标题是一幅对联：《企业英才难觅，好将难留；学生走马观花，不断跳槽》，大标题则是个问句：《大学生超低薪到底害了谁？》
我也试着给个答案：直接受害者，大学生；间接受害者，企业；最终受害者，社会
